鲜为人知的“公车上书”
来源:邵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撰稿:陈扬桂时间:2017-09-23点击：次
中国近代史上的公车上书，指的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光绪皇帝上书变法图强主张的事件，被人们视为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是中国近代草根政治的开端。尽管后来有人对以康圣人为首的颇有微词，但只要说到“公车上书”，即使妇孺翁媪，也能或多或少地道出康梁变法的那些事来。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事隔两年多，与康有为针锋相对，另有一小撮守旧派“公车”也在上书，其中打头阵的是一位湖南邵阳籍的举人。
晚清以来的邵阳，实在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这里虽然“旧不与中国通”，却出了“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一步步把袁世凯扶至皇帝宝座的，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而一把将袁皇帝拉下台的，又是一位叫蔡锷的邵阳人。倒袁护国将军蔡锷的思想启蒙老师樊锥是南学会邵阳分会会长，思想激进，颇能“转移风化”，却备受当地保守派的攻击。邵阳保守派头子曾廉在进京任职国子监前夕，于1898年5月，于邵阳学宫会集群儒斥樊“倡邪说，背圣教”，写了一份《邵阳士民驱逐乱民樊锥告白》，四处张贴，将“乱民”樊锥驱逐出境。
这位与新思潮势不两立的曾廉，就是相继在京城公开与康有为等数百“公车”叫板的“公车”。曾廉又名曾伯隅，1856年生于湖南邵阳市最东部的水东江，与明末杰出思想家王船山的家乡衡阳紧紧相邻。他20 岁入县学 ，后入选岳麓书院。学成后主讲于邵阳爱莲书院、沅水校经堂。晚年在贵州及其家乡的杨塘书院任山长。论学问，曾廉的确名冠一时。他是甲午年的举人，从教多年，弟子遍天下，民国总理熊希龄就是他的高足，他参与编修《大清会典》，著有《蠡安前集》《蠡安续集》《新元书》《新禹贡》《琅琊杂记》等著作。但是，他的思想极端保守，当地文史专家李柏荣的《记曾廉事》称，“吾邵治学能取进士者，以曾廉为最迂”，对其“竟不知时务”深表惋惜。
在康、梁等数百举子联名上书维新变法之时，曾廉却逆潮流而动，笼络几个不识时务的举子上书，指斥康有为、梁启超为“舞文诬圣，聚众行邪，假权行教”之徒。奏请清王朝拿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干将开刀。曾廉的上书洋洋洒洒八千字，其言论完全站在保守顽固的慈禧太后一边。他在上书中揭发康、梁在湖南办理时务学堂时，有反清言论。将梁启超的批语作为附件，一并呈上。批语中有这么一段话：“何谓君，何谓臣？就像开个铺子，君是铺子的总管，臣就是铺子的掌柜。都是为人民办事的人，有什么不可以推翻的呢？”这样的言论，莫说慈禧看到，就是光绪皇帝也是不能接受的。有此一条证据，完全可以置康、梁等人于死地。
然而，康、梁也真是命不该绝。曾廉的上书送到军机处时，被值班的谭嗣同第一个看到。谭嗣同冒险销毁了曾廉作为证据的附件，并请刘光第一起上书，力保康、梁。按照军机四卿的职责，他们应该在奏章上写好批语再进呈皇帝面前。在曾廉的上书后面，谭嗣同的批语是：臣谭嗣同如果有一百张嘴，愿意用一百张嘴保证：康有为和梁启超是忠诚的。如果曾廉的奏折属实，臣谭嗣同恳请皇上先杀了我。刘光第的批语是：如果属实，臣刘光第也情愿皇上杀了我。
谭嗣同看到刘光第的批语，非常吃惊，心想：刘仁兄与之相识不过几天时间，况且他并非康有为集团的核心成员，怎么也能以死进谏呢？面对谭嗣同猜疑的目光，刘光第说：“我也应该救这些改革的志士，何况还有你的指示？”谭嗣同的胆子更大了，他又写了个奏折，指说“曾廉诽谤新政”，恳请皇帝诛杀曾廉以谢天下。
光绪皇帝当天看到了曾廉的上书和谭嗣同、刘光第的批语。因为谭嗣同销毁了附件，所以他也认为这是曾廉污蔑康有为。但仁慈、谨慎的光绪皇帝，最终没有应允谭嗣同“诛杀曾廉”的请求。
按照当时朝廷的体制，尽管慈禧执掌着生杀大权，而曾廉又与老佛爷穿一条裤子，但作为臣子的上书，还是不能绕过皇帝直达垂帘听政的太后，加之谭嗣同把证据销毁了，所以，曾廉的上书不仅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还差点搭上了自己的一条小命。然而，他的上书，也让康、梁改良派感到危机四伏，他们害怕顽固派再次将证据提交到慈禧手中，后来的言行也有所收敛了。
（作者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文史研究员，图片来源网络，本网编辑曾振华 ）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事隔两年多，与康有为针锋相对，另有一小撮守旧派“公车”也在上书，其中打头阵的是一位湖南邵阳籍的举人。
晚清以来的邵阳，实在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这里虽然“旧不与中国通”，却出了“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一步步把袁世凯扶至皇帝宝座的，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而一把将袁皇帝拉下台的，又是一位叫蔡锷的邵阳人。倒袁护国将军蔡锷的思想启蒙老师樊锥是南学会邵阳分会会长，思想激进，颇能“转移风化”，却备受当地保守派的攻击。邵阳保守派头子曾廉在进京任职国子监前夕，于1898年5月，于邵阳学宫会集群儒斥樊“倡邪说，背圣教”，写了一份《邵阳士民驱逐乱民樊锥告白》，四处张贴，将“乱民”樊锥驱逐出境。
这位与新思潮势不两立的曾廉，就是相继在京城公开与康有为等数百“公车”叫板的“公车”。曾廉又名曾伯隅，1856年生于湖南邵阳市最东部的水东江，与明末杰出思想家王船山的家乡衡阳紧紧相邻。他20 岁入县学 ，后入选岳麓书院。学成后主讲于邵阳爱莲书院、沅水校经堂。晚年在贵州及其家乡的杨塘书院任山长。论学问，曾廉的确名冠一时。他是甲午年的举人，从教多年，弟子遍天下，民国总理熊希龄就是他的高足，他参与编修《大清会典》，著有《蠡安前集》《蠡安续集》《新元书》《新禹贡》《琅琊杂记》等著作。但是，他的思想极端保守，当地文史专家李柏荣的《记曾廉事》称，“吾邵治学能取进士者，以曾廉为最迂”，对其“竟不知时务”深表惋惜。
在康、梁等数百举子联名上书维新变法之时，曾廉却逆潮流而动，笼络几个不识时务的举子上书，指斥康有为、梁启超为“舞文诬圣，聚众行邪，假权行教”之徒。奏请清王朝拿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干将开刀。曾廉的上书洋洋洒洒八千字，其言论完全站在保守顽固的慈禧太后一边。他在上书中揭发康、梁在湖南办理时务学堂时，有反清言论。将梁启超的批语作为附件，一并呈上。批语中有这么一段话：“何谓君，何谓臣？就像开个铺子，君是铺子的总管，臣就是铺子的掌柜。都是为人民办事的人，有什么不可以推翻的呢？”这样的言论，莫说慈禧看到，就是光绪皇帝也是不能接受的。有此一条证据，完全可以置康、梁等人于死地。
然而，康、梁也真是命不该绝。曾廉的上书送到军机处时，被值班的谭嗣同第一个看到。谭嗣同冒险销毁了曾廉作为证据的附件，并请刘光第一起上书，力保康、梁。按照军机四卿的职责，他们应该在奏章上写好批语再进呈皇帝面前。在曾廉的上书后面，谭嗣同的批语是：臣谭嗣同如果有一百张嘴，愿意用一百张嘴保证：康有为和梁启超是忠诚的。如果曾廉的奏折属实，臣谭嗣同恳请皇上先杀了我。刘光第的批语是：如果属实，臣刘光第也情愿皇上杀了我。
谭嗣同看到刘光第的批语，非常吃惊，心想：刘仁兄与之相识不过几天时间，况且他并非康有为集团的核心成员，怎么也能以死进谏呢？面对谭嗣同猜疑的目光，刘光第说：“我也应该救这些改革的志士，何况还有你的指示？”谭嗣同的胆子更大了，他又写了个奏折，指说“曾廉诽谤新政”，恳请皇帝诛杀曾廉以谢天下。
光绪皇帝当天看到了曾廉的上书和谭嗣同、刘光第的批语。因为谭嗣同销毁了附件，所以他也认为这是曾廉污蔑康有为。但仁慈、谨慎的光绪皇帝，最终没有应允谭嗣同“诛杀曾廉”的请求。
按照当时朝廷的体制，尽管慈禧执掌着生杀大权，而曾廉又与老佛爷穿一条裤子，但作为臣子的上书，还是不能绕过皇帝直达垂帘听政的太后，加之谭嗣同把证据销毁了，所以，曾廉的上书不仅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还差点搭上了自己的一条小命。然而，他的上书，也让康、梁改良派感到危机四伏，他们害怕顽固派再次将证据提交到慈禧手中，后来的言行也有所收敛了。
（作者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文史研究员，图片来源网络，本网编辑曾振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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