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光焘治理陇东述论
来源:邵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撰稿:赵维玺时间:2017-01-22点击：次
魏光焘治理陇东述论
赵维玺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魏光焘是西北近代史上一位较有影响的人物。他担任平庆泾固道期间，正是陕甘回民起义结束前后。为了疗治战争创伤，他在着力举办陇东善后的同时，还采取“文武并治”之策，大力修复庆阳大成殿和文庙，改善陇东地区的交通环境以及倡导植树造林等，开创了战后陇东地区社会发展的良好局面。赵维玺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关键词]魏光焘；陇东；大成殿；文庙；三关口；左公柳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志码]A
魏光焘，字午庄，湖南邵阳人。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初为人司庖厨[1]。咸丰六年（1856年），投效江西军务。同治六年（1867年），奉调赴陕甘，随从左宗棠镇压回民起义。七年（1868）五月，率军在宜川攻灭流入陕境的捻军残部。八年（1869），署理甘肃平庆泾固道。十年（1871）三月，实授。光绪二年（1876年），关陇肃清，经左宗棠保奏，奉旨赏加按察使衔[2]。
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魏光焘于次年(1885年)担任甘肃新疆布政使。十五年（1889），刘锦棠回籍省亲，清廷谕令魏光焘护理新疆巡抚[3]。十七年（1891年）五月十二日，请假回籍省亲，旋即开缺①。二十一年（1895年）8月，升任陕西巡抚。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因勤王有功,任陕甘总督。辛丑议和后，调授云贵总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调任两江总督。1904年9月，出任闽浙总督。不久即遭铁良奏劾，被开缺。1916年3月卒于家。
魏光焘一生宦迹甚广，而尤于西北任职时间最长、关系最为密切、建树亦颇丰。学术界对于魏光焘在西北尤其是陇东地区的建设举措关注较少，本文拟以其主政陇东时期的文化建设、交通和环境的改善作一述论，以期引起学界的关注和探讨。
一
魏光焘对于陇东地区文化秩序的恢复和建设，当始于其率兵镇压回民起义期间。
同治七年（1868），魏光焘率部转战于陕北一带。不久又行军驻防西安、凤翔，移兵鄜州和洛水，一路经过环县和庆阳。在紧张的戎马倥偬之余，并未忘记对当地百姓和市民的劝化。同治八年（1869）夏，魏光焘率部分巡陇东。十月，进驻庆阳，北依城郭为营，扫荡庆阳一带的零星回民军余部。同时，大力抚恤地方百姓，招徕流亡百姓开垦业已荒废的土地。在魏光焘的实力经营下，庆阳一带的经济得以逐渐复苏。在恢复经济的同时，魏光焘目睹了庆阳大成殿在回民起义战火中“殿府邱墟，鞠为茂草”[4]195的惨象，感触颇深。他认为：“郡初复，百废具兴，矧文庙重祀，曷可忽乎？”[4]195于是决定向陕甘总督左宗棠上书，请求重修大成殿，为当地的文化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魏光焘的这一建议和左宗棠的 “戡乱虽在武功，而郅治必先文德” [5]的思想不谋而合。获得左宗棠的首肯后，魏光焘开始着手大成殿的重建工作。鉴于战后庆阳经济困难，他决定首倡捐资建造。在魏光焘的带动下，庆阳地方官员纷纷慷慨解囊。经费解决后，魏光焘派副将刘洪胜和训导牛步月为监修，召集工匠负责修建。所有建筑材料均由魏光焘派其部属搬运。在地方人士和将士的通力合作下，大成殿工程很快顺利竣工。
固原的庙学，始修于明朝成化年间，初修的文庙规模很小。至明弘治年间，总治三边军务、户部尚书秦竑重新增修。新修的庙学：广二十五丈，袤五十丈，建成大成殿八楹，崇五寻，戟门、棂星门各三间，崇二寻，两庑各计五间，崇二寻②。之后直到清同治年间，因固原多次受到战火侵袭，各种建筑物不同程度地遭到战争的创伤，文庙亦未能幸免。同治十年（1871）春，湘军攻破金积堡，马化龙率领的宁夏回民起义军彻底失败。陕甘总督左宗棠此时亦急于振兴固原的文教事业，命魏光焘一面办理战后安抚事业，同时指示其遵循庆阳旧有章程，对于该地的文庙进行重修。魏光焘和时任固原提督雷正绾商议后，决定任命知州萧明才和训导魏兴万主持修建工程，派副将刘洪胜督饬将士参与修建。历时三月，新修文庙落成。
重修后的固原文庙，规模较前有很大扩展。南北至关街，东至石宅，西街旧庆祝宫；前为万仞宫墙照壁，东角门曰“礼门”。外有墙，嵌有“文武官员至此下马”长方石一。西角门曰“义路”，门外墙嵌石亦如东门。第一级中建牌坊、石砌之泮池，左右以“忠孝”“乡贤”二祠翼之；而文武官厅，亦兼隶焉[6]426。并设置了祭祀古代圣贤的牌位，第二级中建大成殿，正中至圣先师孔夫子神位，前明系塑像，清易之于木牌。左右辅以四配：东复圣颜子，述圣子思子；西宗圣曾子，亚圣孟子；十二哲：东闽子骞，冉子雍，端木子赐，仲子由，卜子夏，有子若；西冉子耕，宰子予，冉子求，言子偃，颛孙子师，朱子熹[7]。
魏光焘在陇东的文化建设方面，值得一提的还有对该地区科举发展的贡献。
同治十一年（1872），陕甘回民起义战争已近尾声，宁夏和甘肃陇东一带已为清军收复，回民军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失败已成定局。此时，作为平庆泾固道的魏光焘开始关注陇东地区的科举考试，将其作为恢复当地文化秩序的重要举措。
甘肃的科举考试，自从回民起义爆发后，被迫停止。左宗棠率兵肃清甘肃中路后，署理泾州直隶州知州邵杜向平庆泾固道魏光焘禀请修建泾州考棚，以供科举考试之用。泾州地区尽管作为直隶州，但一直未设置独立的考棚，长期以来泾州地区的士人需赶赴平凉，依附平凉考棚应试，给当地的读书人造成了很大困难。于是，泾州全境绅民经过公议后，决定捐资建立考棚。魏光焘将这一情形向左宗棠汇报后，获得批准。于是，魏光焘派人在泾州城东勘定地址，传集当地工匠进行修建。泾州各地绅民对于此项发展地方文化的举措，大为欣悦。于是踊跃捐资，以保证考棚修建工程的顺利进行。其中泾州捐钱2000串，灵台县1400串，崇信县600串，镇原县800串。魏光焘委派泾州训导苏亮节监造，地方绅士杨驹等人经理其事。于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兴工，十年（1871）十二月竣工。历时一年，建成考棚大小74间，除堂号外，南北两棚500多号。[8]，足以满足泾州地区士人应考之用。考棚建成后，左宗棠命魏光焘等地方官员负责补办同治元年和五年的院试，并预备同治八年和九年的岁试。泾州考棚的创建，为该地区士人应试提供了极大便利，也为泾州地区文化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三关口，古称金佛峡。自古以来即是西北通往中原的咽喉之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魏光焘未到任以前，地理环境极为荒凉。“峭壁夹流，石径耸立”就是该地环境恶劣的最好写照。“春冬则冰凌滑折，夏秋则雨潦汹涌。而地冲要，往来如织，马箎车轮，辄事倾陷。” [6]365给交通和行人带来了极大不便。
光绪元年（1875）春，魏光焘决定改善三关口地区的交通环境。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他首先倡导捐资，筹集经费，并准备修建工具，开始动工。在修建过程中，魏光焘派部属督饬士兵加紧进行，历时四月落成。从三关口安国镇南岸向西修筑，“凿石辟山，扼者坦修，陉者凸平，蜿蜒而达关口者三十里。” [6]366一直修到瓦亭而止，将崎岖不平的小路修建成一条通衢大道。但魏光焘仍对此路的交通状况心有余悸。光绪三年（1877），他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亲自策马乘骡对于三关口路段进行了全面考察，发现路经此地的骑马行旅，仍是十分危险。于是，命令湘军将士对于道路崎岖者整修。有人以环境恶劣、任务艰巨为辞，他反驳说：“凡为民役者，必恤民力。而顺民情，难易非所记也。” 6]366派总兵朱正和督任其事，龙恩思为助手，招募工匠，通力合作，经费从官俸支取。沿三关口北旁，向南开辟石根，“叠石为栏，顺其水性，依水成浍” [6]366，建成为一条康庄大道，总计“路长二百寻，高及二寻，沟深逾四尺，缭以护坦，两轨并驱如裕也。”[6]367魏光焘指出修建这条大道的目的是：“吁蹉乎世路，多出于艰险，人情每忽于安处，今勉增筑之。俾毋阻前行，不敢谓恤民力、顺民情，使艰险而归于安处也。”[6]367
三关口车路修建过程中，魏光焘所部将领朱正和与龙恩思为主要督造者，总兵官萧玉元、副将魏发沅、杨玉兴、参将邹冠群、彭馥桂、岳正南、罗吉亮、徐有礼等分别督率士卒参与筹办，成为车路迅速完工的重要保证。车道建成后，御史杨重雅任职甘肃，路经此地，对车道和湘军将士的贡献给予了较高评价：“光绪丙子奉移桂檄，重出是关，见夫平平荡荡。向之巉岩奇仄者，今且如砥如矢矣。读吴学使摩崖记，知观察以治军暇，用军士平之。益叹观察之善将兵，且益叹伯相之善将将也[9]。
1911年，袁大化出任新疆巡抚，途径三关口时在他的《抚新纪程》中对于魏光焘修建此路的情况有一描述和简要评价。他说：“从前路在山上，光绪元年魏午庄光焘被兵陇东，督师开道，砌石山麓，行者称便。”[10]
1916年，在湖南督军署任职的衡阳人谢彬接受北洋政府财政部的委派，前往新疆及当时直属中央的阿尔泰特别区调查财政。途径瓦亭时，看到魏光焘修建后的瓦亭，曾记述道：
三关口，一名金佛峡。高峰夹水，宽仅二丈，擅一夫当关之胜，为自来战守要隘。有董少保故里碑，立于道左。有关帝庙，兼供杨延昭像，土人因呼六郎庙。过庙，迎面石壁高耸，上泐“峭壁奔波”、“山水清音”、“山容水韵”等字。昔时驿道沿山脊行，旅行多苦之。清光绪初，邵阳魏午庄驻兵平凉，督师四万，役夫八千，以数月之力，砌石山麓，自三关口迄瓦亭驿，二十里始庆安途。[11]
魏光焘担任平庆泾固道期间，还对一些军事要隘进行了重修。
瓦亭位于陇东边陲，系甘肃东部重要关隘，为历代经营西北防务者所重视。魏光焘指出：“自来守土，先保障之策，关隘为重。瓦亭者，据陇东陲，为九塞咽喉，七关襟带，北控银夏，西趋兰会，东接泾原，南连巩秦，诚冲衢也。”[6]363东汉建武初年，隗嚣兵犯陇东，朝廷派大将牛邯屯兵瓦亭以拒。晋太元十二年，蒲登与姚苌相持，也驻兵于此。唐至德元年，肃宗驾幸灵武，瓦亭为牧马所。宋建元年间，金兵攻陷泾原，刘奇退屯瓦亭，整顿军伍。抗金名将吴玠曾与金兵在瓦亭展开会战。
回民起义爆发后，左宗棠率湘军戡靖西北两路，也在此“设重防，通馈运”[6]363，将其作为平定西北的重要军事据点。回民起义战后，防务有所松弛，瓦亭亦渐被忽视。光绪三年（1877），魏光焘因该地防务重要，向左宗棠禀报后，决定重修。他招募工匠，准备工料，饬令所部武威后旗、新后旗伐木锤石，会同工匠规复旧制。因该关原有规模破败不堪，“周七百四十七步，坍塌五百四十余步，饔洞堞楼，悉倾圮无存”[6]364。于是重新加厚基址，增其规模，拓展长度和宽度，“新筑六百九十五步有奇，补修一百八十八步有奇，依山取势，高二丈七八尺至三丈六七尺不等，面阔丈三尺底，倍之为门三：曰镇平，曰巩固，曰隆化。上竖敌楼雉堞五二十四，墩台大小八座，水槽七道”[6]364。经过重修后，瓦亭面貌焕然一新，规模壮观，防务坚固，也为地方百姓提供了便利，诸如通邮驿、聚井闾、塞险要等，均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告成。对于此次修建工程的重大意义，魏光焘作了说明：“夫德政不修，徒凭山川之阻，负隅自固，几何不为地利愚，而侈谈仁义，弃险不守，俾寇乘其疏长驱深入，在昔失策者，更不知凡几，是故先生疆理天下，亦未尝不严司莞键，隐树藩篱，崇关山之险，为闾阎之卫也。”[6]364
三
“左公柳”的故事在西北可谓家喻户晓，历来传为美谈。但对于大力提倡种植并身体力行者恐怕很难有人知其详情。其实，在左宗棠的西征部队中，对于“左公柳”的栽植有巨大贡献的当属魏光焘了。
从有关文献记载可知，甘肃历史上曾经是林茂草多和较为富庶的地区。由于历代战争的破坏和滥砍乱伐，致使生态环境极其恶化。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水土流失严重，水土流失又导致了甘肃自然灾害的频发和百姓的贫困。陕甘回民起义战争期间，西北各地均遭受战火的侵袭，其中甘肃陇东一带遭祸最烈。魏光焘率部驻守陇东期间，沿途目睹了所属各县荒凉萧条的景象，对于乡间“穴处蜂房，气象荒凉，无修竹茂林之盛”[12]100深有感触。于是向当地百姓问及种树一事，地方父老答以山高土冷、不易种植。魏光焘说：“古者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通衢之旁，植杨以表道，其所由来久矣！”[12]100其时正当春季，万物萌芽之际，魏光焘劝告陇东地区的百姓选择当地适宜种植的树木，无论桑树、榆树、柳树和桃李枣杏等类，凡是容易成活者，均在地畔、河边和道路两旁进行栽植。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或五尺一株，或一丈一株，不使地有空间。”[12]100为了鼓励当地百姓积极种植树木，魏光焘还分析了栽植的好处。他指出：
较之田亩所种，不纳税租，不烦耕蓐，不忧水旱，因地之力而坐收厚利，所以佐五谷之不足，供梁栋之用，资爨薪之需，制器物，荫行路，此天地间自然之利也。[12]100
此外，魏光焘以明代成化年间陕西提督马文升驻扎庆阳时期派地方官员薛禄择地种树的史实，反驳了那种认为西北气候寒冷不宜种树的论调，认为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纯属无知。他说：
巡抚陕西提督军务马文升，按部至庆阳，遂命同知薛禄择地所宜，树如椿楸榆柳，植道两旁，邮舍复遍植桃杏，上地凿池，下地掘井，以资灌溉，甫三年，树皆成荫，行人忘暑，夫庆阳地极西陲，风土苦寒，道路从古无数，而文升广栽遍种，史册传为美谈。[12]100
考究魏光焘在陇东一带栽植树木的情况，最早应当始于同治十二年（1873）。此时，宁夏、河湟一带的回民起义已经结束，陇东一带，规复后经过数年的善后经营，农业生产已开始逐渐恢复，往昔荒芜的土地也已开垦。于是，左宗棠下令各地驻防部队夹道种植柳树，以改变甘肃的环境面貌，试图重新塑造一片太平景象。魏光焘在陇东大力贯彻左宗棠的意旨，派人在各地搜集柳枝，运往陇东地区栽植。种植伊始，因地方百姓愚昧无知，常有游民偷拔和牲畜任意践踏之举，致使所种树木干枯腐朽，少有存活者。为了维护种树的成效，魏光焘命令部属对业已枯死的树木加以补栽，并按时进行灌溉。同时颁发毁坏树木禁令，安排士兵进行守护。魏光焘的种树活动，从同治十二年（1873）开始一直延续到光绪四年（1878），大约六年时间。在其驻防区域内，自泾州瓦云（今泾川县飞云镇）至瓦亭，隆德至静宁界石铺。其间瓦亭至隆德，界石至会宁城东，六百多里的驿道上植树不下20万株。所植树木之多，史无前例。当然，在植树过程中，魏光焘所费心血和所遇到的困难，也是难以想象的。经过数年的艰苦而精心的种植与管理，“左公柳”才得以“郁青青以蔽茂，纷冉冉而陆离，已有可观。”[13]1093魏光焘看到环、庆一路“左公柳”的郁郁葱葱，长势喜人，一派生气盎然的景象，其内心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对于甘肃地区环境的改善充满了信心和期望：
再越数年，纵不逮淮徐之桐，海岱之松，荆衡之忳干恬列贡物，积蓄久而菁华发，当亦绿荫夹道。居者、行者相与游憩于其间，社稷河山皆为之生色。[13]1093
魏光焘的期望，后来的确如愿以偿。在他的带动和倡导下，甘肃各地驻防部队纷起响应，掀起了一片种树的高潮。管带精选营总兵杨德明，于同治十年（1871）在南二十里铺起大湾止栽种杨柳；管带精选左营提督蔡光武于同治十二年（1873）在清水沟、瓦亭、六盘山顶止，栽种杨柳；管带精选营游击李万贵于同治十三年（1874）在清净沟隆德界，西至大湾栽种杨柳。魏光焘离开甘肃后，当地驻防部队的种树热潮仍未减退，一直持续至清末。有资料显示：
成光裕：中营参将，于光绪六年会同前左右后城守各营在五里铺、牛营、青石嘴等处分段栽种杨柳；张大雄：管带楚军右旗总兵，于光绪八年在瓦亭以南平凉交界等处栽种杨柳；胡起云：管带精选右旗参将，于光绪九年在六盘山和尚铺一带栽种杨柳； 魏恭斌：管带精选右旗都司，于光绪十五年在蒿店以西六盘山跟栽种杨柳； 刘璞：管带精选左旗总兵，于光绪十五年在旧六盘庙儿坪栽种杨柳；凌维翰：管带精选左旗都司，于光绪十六年在蒿店大路两旁接平凉界内栽种杨柳；张祥会：知州，于光绪二十三年谕令各堡农约及时栽种杨柳；萧承恩：知州，于光绪二十五年会同城守营在清水河一带栽种杨柳；张元森：知州，于光绪二十六年在北海子栽种杨柳；金恒林：管带常备军金塔协镇。于光绪三十年在东岳山大路两旁栽种杨柳；吴璨昭：管带巡防马队游击。于光绪三十一年在黑城堡一带栽种杨柳。[6]286
魏光焘除了大力倡导种树外，还昭示了自己的栽植经验和方法，也为后人种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材料。光绪四年，他在《武威军频年种树记》中记载道：
夫树木亦多术矣。乘时而莳，不先不后，必顺其天也。抟植而种，勿助勿忘，必致其性也。辨曲直以为弃取，度燥湿以勤变调，审孳息以笃栽培，仿虞衡以严防卫，于是人事尽而地灵萃。天道允从，雨日润暄，风雷散动，则木之硕且茂，寿且蕃，将有不期然而然者。坚韧之质，栋梁之器，廊庙之材皆于是乎出。虽然坯胎不容或坏，长养尤不容稍疏，倘竭心力缔构于前，后人罔知爱惜，其不至于摧折也几何。[13]1093
这段言简意赅的文字，精辟地说明了种树的要领，那就是要掌握时令，选好树苗，根据树木的性质和土壤条件，精心种植。此外，还要注意做好长期维护工作，以免功亏一篑。
正是由于魏光焘的精心经营与维护，以及左宗棠的西征部队在运兵西北期间的广泛栽种，“左公柳”成为近代甘肃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左宗棠于光绪六年（1880）从哈密东返北京，沿途看到所种柳树郁郁葱葱、长势喜人的情景后，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欣慰之情自难言表。在给杨昌濬的书信中生动地描述道：“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栽活之树，皆在山坡高阜。”[14]610而且道旁所植榆柳，业已成林。从嘉峪关至甘肃省城兰州，除碱地沙滩外，随处可以看到茂密的柳树。作为大力提倡种植“左公柳”的魏光焘，也备受左宗棠所推崇。他说：“午庄心精力果，诸所营造，尤期久远。” [14]610为了表彰魏光焘在陇东一带植树的盛举，左宗棠于光绪六年四月给清政府的奏折中曾特意请求予以嘉奖。他指出：
自陕西长武县界起至会宁县东门外止，计程六百里，节年共种植成活树二十六万四千余株；柳湖书院种活树一千二百余株；平庆泾固道署内外种活树以前余株；环县属境种活树一万八千余株；董志县丞及镇原县境种活数一万二千余株。[15]
魏光焘植树所获得效果，一直延续至清末。后来继任陕甘总督的陶模受到魏光焘的启发，为了进一步改变陕甘地区的生态环境，颁布了《劝谕陕甘通省栽种树木示》，规定：
凡各属绅耆乡民，讲求树艺，有力者种嘉果美树，无力者种寻常易生之树。凡绕确地宜松柏，潮碱地宜椿、杞、白杨，山坡地宜榆、槐、枣、杏之类，各就土性辨其所宜。除自有地土外，能无主官荒各地开种各项树木者，准其报明本管地方官立案，作为永业，免纳粮银。其有主荒地，自此次劝谕后，应勒令本主随时种植。如迟至五年尚未种植者，即以无主论，有人取以种植者，勿许旧时地主出而阻挠。各该地绅民务须实力讲求，以兴美利，毋负本部堂谆谆教诲至意。[16]
这一举措，对于陕甘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无疑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这也可以看作魏光焘植树所产生的长时段效应。
清末民国时期的一些官员、学者、记者赴任或考察西北时，对于“左公柳”的记载不胜枚举。但在这些游记中，大都仅是对左宗棠经营西北的赞誉之词，而魏光焘对于“左公柳”的栽植与维护所花费的精力和心血，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也是不容忽略的。方孟希在其《西征续录》中叙述到：“十四日，至高家洼尖。又四十里至泾州。枯杨夹道，疏密成行，魏方伯光焘所植也。”[17]
魏光焘于光绪四年（1878）所作的《武威军频年种树记》的碑文,原置于平凉北门内西侧的平庆泾固盐法兵备道署，1949年后存放于平凉市政府院内。这也是魏光焘在甘肃留下的一份珍贵的历史和科技资料。
由于魏光焘在甘肃任职期间政绩卓著，故深受左宗棠所推崇。光绪六年（1880），因甘肃按察使史念祖奉旨进京陛见，所遗按察使一职为甘肃刑名总汇，职务极为重要。左宗棠以魏光焘“才品尤长，实心任事”[18]故向朝廷奏举以平庆泾固道，魏光焘接署甘肃按察使一职。魏光焘顺利完成了主政陇东的时代，开始迈向了新的人生轨迹。
结语
魏光焘主政陇东时期，正是陕甘回民起义频临尾声之时。作为主战场之一的陇东在兵燹中遭祸尤其深重。魏光焘担任平庆泾固道后，着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办理善后事宜。尤为可贵的是，他在看到通过军事力量稳定地方社会的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了文化秩序以及社会环境对恢复和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作用。庆阳大成殿和文庙的重建，恢复了受战争影响而业已失范的中国传统文化，创建泾州考棚，是一件惠及当地广大儒生的善举，进而从文化层面稳定了陇东社会；三关口车路和瓦亭关隘的修建，大大改善了当地的交通条件和防务设施；“左公柳”的种植，对于改变陇东以至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总之，魏光焘治理陇东的思想，即是采取“文武并用”之术，力图用“文治”而补“武力”之不足。这一方略的运用，在当时战后的陇东地区，无疑是切实可行的有效之策。魏光焘治理陇东的成功，不仅使陇东地区很快摆脱了战争造成的创伤，也为晚清时期该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其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后来，他历任新疆布政使、护理新疆巡抚、陕西巡抚、云贵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活跃于晚清政坛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注释：
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邵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邵阳市文史资料·第7辑》，第99页,1981年内部印刷。
②政协固原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固原文史资料·第6辑》，第29页，1997年内部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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