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爸爸讲那过去的事情之叙谈忠字舞及其他
来源:邵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撰稿:丁华时间:2018-08-27点击：次
现代人跳舞，要么是表演，是娱人；若跳集体舞、交谊舞、拉丁舞、广场舞、街舞，则主要是自娱了。
不过，在远古，跳舞主要用于娱神。据《说文》指出，甲骨文的“舞”字，与“巫”字相通，巫即舞，舞者即巫者，据知，“巫”是跳舞的象形字。中间的“工”字，实为“大”，像人张开双手双脚的姿态。“一”下两边的小“人”，实为两手拿着的两根牛尾巴。可见它是表现人在跳舞。后来，隶书把笔墨拉直，中间的“大”字演化为“工”，便成为“巫”。巫的职能，是负责人间和上帝沟通。跳舞，是为了祭祀，为了娱神，是巫觋们和神联系的手段。
到封建时代，舞蹈除了用于娱乐外，又发展为向最高统治者致敬的仪式。那时皇帝登殿，大臣都要“扬尘舞蹈”。其舞姿舞态，已无可考。看来无非是以两袖做出拂去衣上的尘埃的姿势，两脚蹦跳踉跄，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随着我国进入现代社会，推翻了千年帝制，上至官吏，下至百姓，谁也不会做“扬尘舞蹈”的傻事了。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破除迷信，跳舞“娱神”已被排除，“扬尘舞蹈”的活剧更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当然，解放后人们也提倡“课间操”、“工间操”，规定的时间一到，大家集合在一起，随着广播音乐抬手顿足，其动作，也有类似舞蹈的地方。但这是为了锻炼身体，“提高全民体质”，因此颇受群众的欢迎。
谁知道，到了“文革”初期，不知是谁搞出了“忠字舞”。
“忠字舞”，并不是人人可以跳的，每天，“革命群众”必须跳，而“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则没有跳的资格。假如有一天，有人不让你去跳，你就要小心了，就要做好被揪出来充当“牛鬼蛇神”的思想准备了。因此，在无形的高压气氛中，男女老少，起初跳时尚有新鲜感，后来跳得烦了，却不敢不跳，也巴不得去跳，以表忠心，以求无事。
“忠字舞”的动作很简单，有些地方还类似“课间操”。当唱第一句歌词时，以手扪心，表示对领袖的爱；第二句歌词歌颂“红太阳”，舞者脸部向天，两手高举，表示仰看天上的一轮红日；当唱到最后两句“敬祝万寿无疆”的时侯，两手分别向左右一摇一摆，两脚随着节拍一颠一蹶，有点像藏胞的舞蹈动作。如此这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实即“四人帮”的“表忠”仪式，便算完成。老实话，这“忠字舞”并不难学，也容易跳。但对很少参加文娱活动的老年人来说，却不好办。他们手足已僵硬，动作不协调，嘴里还要念念有词地唱着歌，于是记得举手，忘了抬腿；记得抬头，忘了摆尾，实在十分狼狈。先父生前曾说过，有一位当时年过五十的老师，平素拘谨，从未跳跳唱唱。而运动当头，也由不得他不唱不跳，否则就有被视为不“忠”之嫌。于是每次跳“忠字舞”，他都躲到人群队伍后头，跟着大家摇晃摇晃。有时跟不上节拍，便手足无措，十分尴尬。有一次，不知怎的，他扭腰时一个踉跄，左腿绊着右脚，“叭”的一声，摔倒在地。大家赶紧扶起他，幸好没有大碍。他也赶紧拍了拍衣服上的尘土，继续跳起舞来。这回，那老师真个做了“扬尘舞蹈”的举动。
除了跳“忠字舞”，革命群众还得读《毛主席语录》。《语录》是一本套着红色塑料封面的小书，俗称“红宝书”，人人必备。书里面分门别类地摘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在《毛选》（即《毛泽东选集》）里的文字。
每天早上，大家对着毛主席像排好了队。主持者首先告知：翻开《语录》某页某段，然后高声喊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他话音一落，大家便齐声朗读。主持者通常是根据形势，或者根据当日将要去做的事情，选择不同的段落，让大家大声诵读。这叫做“早请示”。到了晚上，住在集体宿舍的人，还要再集中做一次读《毛主席语录》的仪式，这叫做“晚汇报”。先父每每回想起来，这类似“晨祷”、“晚祷”的举动，他都感觉实在滑稽。不过，先父说过，当时他们无论是跳“忠字舞”还是“早请示”、“晚汇报”，都做得一本正经。至于有多少人真切虔诚，多少人跟风从众，多少人不满腹诽，则只有天晓得。
那时侯，读《毛主席语录》有多种功能，无论大小会议，发言者都要翻开《语录》本，选读其中一段，作为引子。如果开斗争大会，多选读“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如果开追悼会，多选“人总是要死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此等等。这样做，被林彪视为“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是提高无产阶级思想觉悟最有效的方法。
在“文革”期间，人们除了随身携带红宝书《语录》外，都在衣襟上佩戴毛主席像章。
毛主席像章不知道由谁家发明，一经出现，转眼间风靡全国。它一般是圆形的，直径一英寸左右，中间必有金色的毛主席正面或侧面的头像。头像上方，或有一个“忠”字，或有一颗五角星。不过，后来我从先父收藏的六十年代报纸的照片里看到，周总理襟上的像章则是长方形的，红底，一侧有毛主席的小头像，中间横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这是那年代少有的例外。
想当初，人们襟上别上毛主席像章，是表示忠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的意思。到后来，祖国各地各单位别出心裁，围绕着头像精心制作。毛主席像章的样式以及衬托头像的图案、颜色，越来越精美奇巧，简直成了装饰品和艺术品。这一来，人们往往互相交换像章，媲美欣赏，渐渐又发展到专门收藏毛主席像章。先父曾告诉我，那时侯，学校停课，工厂停产，“逍遥派”们有的是时间，便把精力放在收集毛主席像章上面。于是，交换像章，成了“市场”。人们常拿着它互相比较，看谁收藏的毛主席像章最美，数量最多，这在那年代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平添了一点乐趣。据知，那时有人收集的毛主席像章多达千种。当然，一些人是为了保存时代的记忆，但也有些人眼光长远，认为毛主席像章它有想不到的收藏“价值”，终有一天会成为古董，可以待价而沽。这种想法和做法，自然是毛主席像章意义的“异化”，不过，毛主席像章它涂上了一层“忠”的色彩，所以，即使被识穿，谁也不会去横加干涉。
毛主席像章一般别在衣襟的左边。那时的年轻人，崇尚穿草绿色的旧军装，千方百计托人弄一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着装在身以为荣，一般人穿的多是白衬衣或黑色灰色的中山装。毛主席像章颜色鲜丽，让人的身上增加一个亮点，这除了表示忠于革命路线以外，多少还有装饰的作用。其实，爱美是人的天性，君不见当年的女红卫兵，飒爽英姿，清纯靓丽，在冬天，虽然穿了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旧军装，可是脖子上总会围上色彩稍艳的围巾，或者，在衣领上露出红色的毛衣（俗称的手工毛线衣），有意无意地泄露出一点春光。所以，人们佩戴毛主席像章，也不完全是单纯的政治行为。
不过，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有令人费解的事。先父生前曾对我讲过一件那时的事，至今我印象很深。那是在1967年的秋天，先父他亲眼看到一个难忘的景象。在其读书的隆回四中校园里“停课闹革命”的时侯，他和几位要好的同学，自行组织“长征队”，上串下联，脚踩自行车（俗称单车）潇洒骑行到家乡九龙山一带访贫问苦，参观串联。有一天黄昏，他们正在黄泥巴公路上行走，迎面来了一位老农民。那沧桑朴实的老农民他上身赤裸，一路上摇摇摆摆，悠然自得。笔者先父患近视，稍远的东西看不清楚。而当这老农夫走到眼前时，赫然发现，他老人家挺新潮，也别着毛主席像章。这枚毛主席像章，不是别在胸前衣襟上，却是别在胸口的皮肉上！先父他们几个大吃一惊，悱疑不解，这难道不疼痛么？难道是他年纪老迈，皮已成茧，虽有别针穿刺而感觉麻木么？回到隆回滩头后圫里隆回四中，把所见老农别像章的奇事给同学们一讲，同学们议论开了，有人敬佩老农的虔诚，有人则认为这是愚昧，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对佩戴毛主席像章时尚的讽刺，你言我语，莫衷一是。不过，后来先父于20世纪90年代跟我说，每当他想起那老农以血肉之躯佩戴毛主席像章的样子，至今仍毛骨悚然。
到1970年左右，人们又盛行制作“忠品”。
“忠品”这东西，源于标语牌。“文革”那时常有各种各样的游行，游行的队伍，往往扛着标语牌，上面写上各式各样的革命口号。后来“文革”进行到1970年，人们（所谓的“革命群众”）嫌光是写革命口号过于单调，便在标语牌上添加各式各样的装饰，标语牌上又必有大大的一个“忠”字，这就叫“忠品”。当然，游行过后，那林林总总的“忠品”被堆放一边歇息，任由日晒雨淋，无人过问，不久便成了废品垃圾。
从广义上说，凡涉及领袖的图像、雕像，都属“忠品”。对“忠品”，那年代必须时刻小心保护，万万不能亵渎。20世纪90年代中，先父也跟我讲述了发生在那疯狂激情年代的关于“忠品”的一个真实故事。1971年从学校隆回四中直接应征入伍去部队当兵服兵役的先父所在的通讯连，有一回，先父的湖南籍战友通讯连连长和他的随军妻子都回老家探亲去了，家里桌上的毛主席石膏全身小立像，不知怎的被可爱顽皮的小猫窜上推碰倒，摔断了毛主席石膏像的胳膊。当时留守在家替他们照管孩子读书上学、料理家务的保姆阿姨，便用报纸包了摔破的毛爷爷石膏塑像，随便扔到军营住地附近街道马路边的垃圾废物堆中。谁知道刚巧被当地街道“工宣队”发现了，认为这属于一桩严重的事件，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幸而经过调查，部队领导出面说情，当地街道“工宣队”头头知道了阿姨是贫农出身，在红色革命军队为流血汗不流泪的革命军人家庭做清洁工作，于是只把她拉到街道“工宣队”队部，狠批一通，吓得阿姨她老人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才算了事。后来，先父的战友夫妇俩从湖南老家探亲归来，回家得悉，也吓出了一身冷汗。
当先父生前对我和我年轻朋友说起跳“忠字舞”之类的往事时，我们这帮年轻后生都觉得不可思议，甚至不敢相信父辈为什么会如此愚昧。当然，这类事，只属“文革”中的闹剧性细节，但这些近似宗教的仪式，却能推波助澜，让“左”的思潮泛滥成灾，以至让社会到了崩溃的边缘。如今笔者每每想到先父生前那痛定思痛的神情，就知道父辈那一代曾参加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闹剧的群众角色，其实也不自觉地成了中华民族悲剧的祭品。
作者简介：
丁华，男性公民，湖南隆回县岩口镇居民，现谋生花城、客居羊城码字自娱的草民。自由文学撰稿者。系邵阳市诗词协会会员、邵阳市楹联学会会员、邵阳市作协会员、邵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文学撰稿人。
（图片来源网络，编辑曾振华）
不过，在远古，跳舞主要用于娱神。据《说文》指出，甲骨文的“舞”字，与“巫”字相通，巫即舞，舞者即巫者，据知，“巫”是跳舞的象形字。中间的“工”字，实为“大”，像人张开双手双脚的姿态。“一”下两边的小“人”，实为两手拿着的两根牛尾巴。可见它是表现人在跳舞。后来，隶书把笔墨拉直，中间的“大”字演化为“工”，便成为“巫”。巫的职能，是负责人间和上帝沟通。跳舞，是为了祭祀，为了娱神，是巫觋们和神联系的手段。
到封建时代，舞蹈除了用于娱乐外，又发展为向最高统治者致敬的仪式。那时皇帝登殿，大臣都要“扬尘舞蹈”。其舞姿舞态，已无可考。看来无非是以两袖做出拂去衣上的尘埃的姿势，两脚蹦跳踉跄，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随着我国进入现代社会，推翻了千年帝制，上至官吏，下至百姓，谁也不会做“扬尘舞蹈”的傻事了。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破除迷信，跳舞“娱神”已被排除，“扬尘舞蹈”的活剧更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当然，解放后人们也提倡“课间操”、“工间操”，规定的时间一到，大家集合在一起，随着广播音乐抬手顿足，其动作，也有类似舞蹈的地方。但这是为了锻炼身体，“提高全民体质”，因此颇受群众的欢迎。
谁知道，到了“文革”初期，不知是谁搞出了“忠字舞”。
“忠字舞”，并不是人人可以跳的，每天，“革命群众”必须跳，而“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则没有跳的资格。假如有一天，有人不让你去跳，你就要小心了，就要做好被揪出来充当“牛鬼蛇神”的思想准备了。因此，在无形的高压气氛中，男女老少，起初跳时尚有新鲜感，后来跳得烦了，却不敢不跳，也巴不得去跳，以表忠心，以求无事。
“忠字舞”的动作很简单，有些地方还类似“课间操”。当唱第一句歌词时，以手扪心，表示对领袖的爱；第二句歌词歌颂“红太阳”，舞者脸部向天，两手高举，表示仰看天上的一轮红日；当唱到最后两句“敬祝万寿无疆”的时侯，两手分别向左右一摇一摆，两脚随着节拍一颠一蹶，有点像藏胞的舞蹈动作。如此这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实即“四人帮”的“表忠”仪式，便算完成。老实话，这“忠字舞”并不难学，也容易跳。但对很少参加文娱活动的老年人来说，却不好办。他们手足已僵硬，动作不协调，嘴里还要念念有词地唱着歌，于是记得举手，忘了抬腿；记得抬头，忘了摆尾，实在十分狼狈。先父生前曾说过，有一位当时年过五十的老师，平素拘谨，从未跳跳唱唱。而运动当头，也由不得他不唱不跳，否则就有被视为不“忠”之嫌。于是每次跳“忠字舞”，他都躲到人群队伍后头，跟着大家摇晃摇晃。有时跟不上节拍，便手足无措，十分尴尬。有一次，不知怎的，他扭腰时一个踉跄，左腿绊着右脚，“叭”的一声，摔倒在地。大家赶紧扶起他，幸好没有大碍。他也赶紧拍了拍衣服上的尘土，继续跳起舞来。这回，那老师真个做了“扬尘舞蹈”的举动。
除了跳“忠字舞”，革命群众还得读《毛主席语录》。《语录》是一本套着红色塑料封面的小书，俗称“红宝书”，人人必备。书里面分门别类地摘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在《毛选》（即《毛泽东选集》）里的文字。
每天早上，大家对着毛主席像排好了队。主持者首先告知：翻开《语录》某页某段，然后高声喊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他话音一落，大家便齐声朗读。主持者通常是根据形势，或者根据当日将要去做的事情，选择不同的段落，让大家大声诵读。这叫做“早请示”。到了晚上，住在集体宿舍的人，还要再集中做一次读《毛主席语录》的仪式，这叫做“晚汇报”。先父每每回想起来，这类似“晨祷”、“晚祷”的举动，他都感觉实在滑稽。不过，先父说过，当时他们无论是跳“忠字舞”还是“早请示”、“晚汇报”，都做得一本正经。至于有多少人真切虔诚，多少人跟风从众，多少人不满腹诽，则只有天晓得。
那时侯，读《毛主席语录》有多种功能，无论大小会议，发言者都要翻开《语录》本，选读其中一段，作为引子。如果开斗争大会，多选读“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如果开追悼会，多选“人总是要死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此等等。这样做，被林彪视为“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是提高无产阶级思想觉悟最有效的方法。
在“文革”期间，人们除了随身携带红宝书《语录》外，都在衣襟上佩戴毛主席像章。
毛主席像章不知道由谁家发明，一经出现，转眼间风靡全国。它一般是圆形的，直径一英寸左右，中间必有金色的毛主席正面或侧面的头像。头像上方，或有一个“忠”字，或有一颗五角星。不过，后来我从先父收藏的六十年代报纸的照片里看到，周总理襟上的像章则是长方形的，红底，一侧有毛主席的小头像，中间横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这是那年代少有的例外。
想当初，人们襟上别上毛主席像章，是表示忠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的意思。到后来，祖国各地各单位别出心裁，围绕着头像精心制作。毛主席像章的样式以及衬托头像的图案、颜色，越来越精美奇巧，简直成了装饰品和艺术品。这一来，人们往往互相交换像章，媲美欣赏，渐渐又发展到专门收藏毛主席像章。先父曾告诉我，那时侯，学校停课，工厂停产，“逍遥派”们有的是时间，便把精力放在收集毛主席像章上面。于是，交换像章，成了“市场”。人们常拿着它互相比较，看谁收藏的毛主席像章最美，数量最多，这在那年代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平添了一点乐趣。据知，那时有人收集的毛主席像章多达千种。当然，一些人是为了保存时代的记忆，但也有些人眼光长远，认为毛主席像章它有想不到的收藏“价值”，终有一天会成为古董，可以待价而沽。这种想法和做法，自然是毛主席像章意义的“异化”，不过，毛主席像章它涂上了一层“忠”的色彩，所以，即使被识穿，谁也不会去横加干涉。
毛主席像章一般别在衣襟的左边。那时的年轻人，崇尚穿草绿色的旧军装，千方百计托人弄一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着装在身以为荣，一般人穿的多是白衬衣或黑色灰色的中山装。毛主席像章颜色鲜丽，让人的身上增加一个亮点，这除了表示忠于革命路线以外，多少还有装饰的作用。其实，爱美是人的天性，君不见当年的女红卫兵，飒爽英姿，清纯靓丽，在冬天，虽然穿了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旧军装，可是脖子上总会围上色彩稍艳的围巾，或者，在衣领上露出红色的毛衣（俗称的手工毛线衣），有意无意地泄露出一点春光。所以，人们佩戴毛主席像章，也不完全是单纯的政治行为。
不过，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有令人费解的事。先父生前曾对我讲过一件那时的事，至今我印象很深。那是在1967年的秋天，先父他亲眼看到一个难忘的景象。在其读书的隆回四中校园里“停课闹革命”的时侯，他和几位要好的同学，自行组织“长征队”，上串下联，脚踩自行车（俗称单车）潇洒骑行到家乡九龙山一带访贫问苦，参观串联。有一天黄昏，他们正在黄泥巴公路上行走，迎面来了一位老农民。那沧桑朴实的老农民他上身赤裸，一路上摇摇摆摆，悠然自得。笔者先父患近视，稍远的东西看不清楚。而当这老农夫走到眼前时，赫然发现，他老人家挺新潮，也别着毛主席像章。这枚毛主席像章，不是别在胸前衣襟上，却是别在胸口的皮肉上！先父他们几个大吃一惊，悱疑不解，这难道不疼痛么？难道是他年纪老迈，皮已成茧，虽有别针穿刺而感觉麻木么？回到隆回滩头后圫里隆回四中，把所见老农别像章的奇事给同学们一讲，同学们议论开了，有人敬佩老农的虔诚，有人则认为这是愚昧，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对佩戴毛主席像章时尚的讽刺，你言我语，莫衷一是。不过，后来先父于20世纪90年代跟我说，每当他想起那老农以血肉之躯佩戴毛主席像章的样子，至今仍毛骨悚然。
到1970年左右，人们又盛行制作“忠品”。
“忠品”这东西，源于标语牌。“文革”那时常有各种各样的游行，游行的队伍，往往扛着标语牌，上面写上各式各样的革命口号。后来“文革”进行到1970年，人们（所谓的“革命群众”）嫌光是写革命口号过于单调，便在标语牌上添加各式各样的装饰，标语牌上又必有大大的一个“忠”字，这就叫“忠品”。当然，游行过后，那林林总总的“忠品”被堆放一边歇息，任由日晒雨淋，无人过问，不久便成了废品垃圾。
从广义上说，凡涉及领袖的图像、雕像，都属“忠品”。对“忠品”，那年代必须时刻小心保护，万万不能亵渎。20世纪90年代中，先父也跟我讲述了发生在那疯狂激情年代的关于“忠品”的一个真实故事。1971年从学校隆回四中直接应征入伍去部队当兵服兵役的先父所在的通讯连，有一回，先父的湖南籍战友通讯连连长和他的随军妻子都回老家探亲去了，家里桌上的毛主席石膏全身小立像，不知怎的被可爱顽皮的小猫窜上推碰倒，摔断了毛主席石膏像的胳膊。当时留守在家替他们照管孩子读书上学、料理家务的保姆阿姨，便用报纸包了摔破的毛爷爷石膏塑像，随便扔到军营住地附近街道马路边的垃圾废物堆中。谁知道刚巧被当地街道“工宣队”发现了，认为这属于一桩严重的事件，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幸而经过调查，部队领导出面说情，当地街道“工宣队”头头知道了阿姨是贫农出身，在红色革命军队为流血汗不流泪的革命军人家庭做清洁工作，于是只把她拉到街道“工宣队”队部，狠批一通，吓得阿姨她老人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才算了事。后来，先父的战友夫妇俩从湖南老家探亲归来，回家得悉，也吓出了一身冷汗。
当先父生前对我和我年轻朋友说起跳“忠字舞”之类的往事时，我们这帮年轻后生都觉得不可思议，甚至不敢相信父辈为什么会如此愚昧。当然，这类事，只属“文革”中的闹剧性细节，但这些近似宗教的仪式，却能推波助澜，让“左”的思潮泛滥成灾，以至让社会到了崩溃的边缘。如今笔者每每想到先父生前那痛定思痛的神情，就知道父辈那一代曾参加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革”闹剧的群众角色，其实也不自觉地成了中华民族悲剧的祭品。
作者简介：
丁华，男性公民，湖南隆回县岩口镇居民，现谋生花城、客居羊城码字自娱的草民。自由文学撰稿者。系邵阳市诗词协会会员、邵阳市楹联学会会员、邵阳市作协会员、邵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文学撰稿人。
（图片来源网络，编辑曾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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